1943年起，我便兼任省立雅安图书馆馆长。次年7月1日就奉调到距离雅安70华里的芦山县任县长，还兼了县立中学校长。一个小小的芦山县，本是不用费心就可以进行“卧治”的地方；但自抗战以来，国人为避乱逃难而麇集川康各地，民风也随之大变了。特别棘手的是那时种时禁的鸦片烟，把社会秩序弄得一塌糊涂。于是便土豪称霸，哥老横行，私置枪械，互结党援，蔑视法令，唯力是视。后来，大概是1951年吧，我在《川西日报》看到一条有关剿匪的消息，说是“反共第二路总司令”程志武，已被解放军击毙。程这个人就是当时芦山的一大恶霸；不但县政府那二三十人的自卫队不是他的对手，就连刘文辉对他也只有睁只眼闭只眼，根本奈何不了他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本来就对官吏生活索然无味的我，能有什么作为？幸好到任职一年多的时候，抗战胜利，日本投降了。我也就想法早点离开，不久就如愿以偿地回到了成都，年底就在齐鲁大学哲史系任教。
齐大避寇迁蜀，借用的是华西大学的校址。我上课的班，有5个教会学校的学生，人数大约有七八十人。次年夏天，齐大复员回山东；此时原川大历史系主任何鲁之约我前去上海，参加他正在创办的中国人文研究所。于是，从没出过四川的我，也就到了上海，作了研究员。